今年2月，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获奖名单公布，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刘兴均教授的研究报告《“三礼”名物词研究》荣获一等奖，这是我校首个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研究成果。
“在《周礼名物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礼记》、《仪礼》名物词的研究。一是要考察名物词的指称对象，即传统训诂学讲的考实；二是要探索这些名物词得名之由，也就是要探源。在此基础上归纳‘三礼’名物词的词源义、命名理据及其包括概念义、比喻义、色彩义在内的词汇义等构成的词义系统。”寥寥几句，涵盖了他几十载的学术坚守，满头青丝竟成雪的历程。
初识名物读研时 研究目标恍然明
1988年，年轻的刘兴均到四川师范大学汉语所，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学位，在研读语言学论著时，找准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在刘君惠先生《训诂学要略》课的启发下，他接触到汉末刘熙的《释名》，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涉及到名物探源的论著。可在当时，语言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差。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甚至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一书中认为刘熙的《释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随心所欲”地找一个同音的词来解释，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这使刘兴均教授对这本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当他通读《释名》一书后，对书中的许多注释大为赞赏，认为刘熙的许多解释是很精彩的，同时也是与上古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吻合的。
以“碑”字为例，刘熙解释说：“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以“被”释“碑”，这就是用声音相同的字来解释。碑的最初作用是来拴被绳索于辘轳上，牵引棺木下葬的。最早的“碑”就是起引棺下葬这个作用，古代的墓室很深，棺材又很沉重，要稳稳地落入墓坑，就得有一支撑物，这个支撑物就是墓室两侧的竖石，竖石上各有一孔，用来安放辘轳，棺材用粗大的绳索系好后，缠绕在辘轳上，靠众人的力量控制下棺的速度和方向，这样就能保证沉重的棺木稳稳地落入墓坑，安放在预定的位置上。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刘兴均教授发现：春秋战国以前的墓地，都没有有字之碑（即记录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头），从汉代开始出现有字之墓碑。“孔子、孟子的墓有碑且有字，但那是汉代的人后来补刻上去的，当时他们死的时候碑上是没有字的。”这证明刘熙的讲法符合上古的历史文化事实。刘熙以音释义之法，让他恍然领悟，声训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训释方式，用同音的词训释另一个词旨在探索词的源头义，而名物训诂中的声训更是值得今人深入发掘的一个“新大陆”，由此刘兴均教授确定他终身研究的目标，毕业后，他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大多是名物训诂的研究成果。
1997年，刘教授进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基于硕士生时期对名物训诂中的“声训”浓厚的研究兴趣和不错的前期成果，他决定继续以名物词作为研究对象，并选择了儒家经典《周礼》进行专书专门词汇研究。
在当时，名物词的研究在语言学界还是“冷门”，他的选择也遭到川大一些教师的质疑：上古文献清代的人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周礼》就是一部流水账式的文献，能从中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和导师宋永培教授顶住压力坚持这一选题。一次，他在校园散步时遇到了“川大三老”之一的张永言先生，张老先生把他拉在一边嘱咐说：“在研读《周礼》及其郑注时，贾疏不可废啊！”受张老先生点拨后，他开始仔细阅读唐代贾公彦撰写的《周礼注疏》，从中受益匪浅，厘清了名物词的指称对象和确定的语义标准。
名物词研究涉及到传统小学的三个分支学科：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而他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虽偏爱语言学，却没有受过音韵学的专门训练，“我读本科时听林序达先生讲音韵学，就像听天书一样。”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他只得在攻博期间恶补音韵学，最后弄清楚了上古音的语音体系，在分析《周礼》名物词的音义关系时能得心应手了，最后出色地完成了《“周礼”名物词研究》的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优秀”，并列入四川大学汉语史专业211工程资助出版项目，于第二年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并获得省级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奖之后，一个拓展名物词研究范围的想法也在他脑海中萌芽了。
十年磨一剑 书成学界惊
在广西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刘教授曾几次以“三礼”名物词研究为题申报省部级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果。2009年，刘教授来到成都大学。次年，以“三礼名物词理据及词义系统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获西部与边疆地区一般项目立项后，才正式进行“三礼”名物词的研究工作。他以博士毕业论文《“周礼”名物词研究》为基础，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仪礼》和《礼记》。这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在研究的难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没有的。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夯实研究的基础工作，从“三礼”原典中爬梳出反映具体而特定之物的名物词4595个，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三礼”名物词的物类划分，对“三礼”原典进行多版本的校对，整理成“三礼经文分行标点整理本”，然后做成“三礼名物词数据表”，通过这一数据表，可以查到某一名物词在三部经典中出现的语境（精确到行）、频率和物类系统中的位置。
教育部申报项目需在三年之内完成，可他花费在基础研究上的时间就有三年。到项目研究后期，时间紧迫，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呆在家里忙着“三礼”名物词材料的整理分析、理论的探讨。一人面对一堆文献资料伏案思索，大半年里没有过一天周末。
在一本本文献典籍里徜徉并非易事，上百万的文字摆在眼前，研究就变成了一场潜心的修行。刘教授坦言，“有时候自己都会睡着”。读“三礼”，特别是读《仪礼》时，书中讲到礼节、仪式、场合，什么场合下要有什么礼节、仪式，比如主客相互的拱手作揖，到哪一台阶才能作揖都是有讲究的，而这些繁文缛节又必需逐字逐句的去理解，没有什么趣味可言。“搞学术研究就像是进入了一张无形的网，当你东奔西突也找不到出路时，你会焦虑甚至绝望，你还会怀疑自己的思路和研究的方法，是不是路走错了？但当你的想法一旦得到证实，便会豁然开朗，如坠光风霁月之中，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苍天不负苦心人，2014年底刘教授终于完成165万字的书稿。这么大部头的一部书，自费出版，花费不菲。恰又逢国家政策调整，凡是获得教育部项目的不能申请后期资助。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以教育部项目的结项成果去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古华山一条路，只有这一座独木桥可以走了。”他硬着头皮申报了《文库》，此前网上申报入选的都是国内一些顶尖学者的成果，他料想自己申报成功的几率不大。8月名单公布，结果出人意料，全国58项入选名单中，其中语言学仅3项，而他的成果位列该学科第一名，其他两项研究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泰斗”——孙宏开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的吴泽顺教授的研究成果。
2016年4月，刘兴均教授在校、院两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申报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今年2月，刘兴均教授荣获一等奖的消息传来，这是我校在这一评奖上斩获的最高奖项，不负众望，也不负他本人十馀年的辛勤和汗水。
学问贵在疑 “找茬”须较真
“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刘兴均教授秉持胡适此话精神，科研和教学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刘兴均教授在广西师大和成都大学给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上古代汉语课，要求学生必备的参考书是东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这样一本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阅读它就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将其作为参考书，在其他高校也是从未有过。他说：“借助《说文解字》学习古代汉语，会有奇妙的效果。学生自己会使用该书，就能自己去判定教材哪些地方讲错了，去向权威挑战。”听他的课，学生感觉他总是在找教材的“茬儿”，他自己也这样调侃，“我就是个刺儿头，一节课没找教材的茬儿，心里就不踏实。”他对学生讲：“学问贵在质疑，不能迷信古人，更不能迷信今人，就是所谓的权威也不能迷信。”他举例说，关于通假字，无论是中学语文教材还是古代汉语教材，十有五六是讲错了的。例如，“纳”和“内”。很多教材都说，“内”通“纳”，但恰恰相反,“内”才是本字，人走进屋子，屋子的空间就接纳了人，故“内”为“纳”的本字，而 “纳”的本义却是丝织品沾了水，变得湿漉漉的样子，反而不是接纳义。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地盲从、接受，不加思考，那就不能获得真知，有可能获得的是伪知，或被误导。
刘兴均教授“爱找茬”这一习惯不仅体现在教学上，在科研方面更是如此。他在对比了目前流行的四套古代汉语教材关于通假字、古今字和异体字的判定分歧之后，写了《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三字”问题》这样一篇长文，指出在“三字”的判定上四套教材完全一致的仅占三分之一，而就是这三分之一相同的也有很多是靠不住的。在2004年的中国训诂学研讨会上，他以此文请教其中一套教材的主要编者北京大学的郭锡良先生， “郭老先生看了此文后说了两句话，一是‘我承认对于‘三字’问题，现在的教材是混乱的’，二是‘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这样一路“找茬”，他接触到《释名》，瞄上了名物词，随着学术事业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峰，白发也爬满了头顶，他仍笔耕不辍，常伏案思索，这一来二去就是30年的光阴。
刘兴均教授简介：四川宣汉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广西语言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儒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训诂学会理事、四川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五部，其代表作《周礼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获广西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人民出版社，2014）获成都市第十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礼”名物词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结项成果，2015）获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文/李燕霞 编辑 闵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