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士、四川大学硕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后……求学一路，脚步从未停歇。我猜，这一定是“学神”级的人物。
“这纯属误解……”他淡然一笑：“其实，我学起来并不比别人轻松，或许是靠着我的‘死磕’和坚持那股劲儿。”他一口普通话声调低柔云淡风轻地说。
做学术“大玩家”
见面约在他的实验室里，但准确地说，他只拥有这间实验室1/2的使用权，因为，房间的那一半是另一位老师的。他穿着一身白大褂、戴着米色的橡胶手套在操作台前将试验要用的液体灌装进瓶子，完毕，又一一在瓶身贴上标签写上我看不太懂的记号。然后向我介绍起那些让他颇为得意的‘小玩意’：“这个移液管洗涤器方便得很，跟我在美国的实验室使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真空泵本来都是被废弃的了，现在被我弄一弄，又可以用了。”他蹲下身去，利落地打开柜门，向我展示自己藏在深处的“宝贝”。“实验室所需的很多用具我都是在淘宝上买的，还差什么我都会记在白板上做提醒”……眼前这个一米八个头，面容俊朗的青年人，此刻却像极了一个“主妇”，从一个个瓶子一根根移液管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这个极重要的工作空间。
这间屋子原本是医学院的实验室，当他到来时才被置换出来用作他的实验室。从无到有，再到设备的一点点添置，他带着学生亲自打扫，一点点添置“家当”……尽管条件艰苦，但他却很乐天。“实验室从混沌到一点点理顺，感觉很美妙，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带着我参观医学院的“细胞房”，展示那些沉睡在液氨中的“细胞”，笑着说：“在美国，这是要非常牛的老师才能拥有这样一间大的‘细胞房’。”
回国前，李建老师在耶鲁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作为DNA交联损伤主要修复途径的范可尼贫血症信号通路。这是一家金子塔尖的世界级医学中心，近200年来，这里为世界培养了大量医学前沿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更能为他正在研究中课题提供最为顶尖的的科研条件。
促使他做出回国决定的是亲情的召唤。
近8年的国外学习生活经历，他自言对于西方的语言、文化、规则极为适应，因而颇有春风得意如鱼得水的感觉。但作为家中的独子，随着父母年事已高，侍奉双亲承欢膝下，是他不能推卸的责任。“父母都是成都人，要脱离大半生所依赖的土地和环境去到陌生的国外，无疑是一种煎熬。”思前想后，他决定回来。
来到成都大学，则是缘分使然。
2014年3月，趁着回国休假的时间，他开始为自己回国“探路”。“考察了省内的多所高校。成大不是最好的，但尤其是让人感觉温暖。”彼时，医护学院、学校人事处诚意邀请，与他保持密切的沟通。王清远校长与他保持了近半年的邮件往来，10多封诚意满满邮件让他最终落定。“回国那天，学院的领导专程到机场接机，感动不言而喻，你能感觉到备受尊重，还有整个学校上下努力要做事的决心。”
现在的9教实验室，每天夜里灯都会亮起，这在他看来这极具象征意义。他说，“在我们这一批特聘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中，大家有着共识，那就是为学校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气息，让所有人看到学校的大环境在变化，层次在提升，上下在奋进。”
现在，每天的下午6点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他都在实验室带着学生们一起做试验。他如此看待自己的工作：“试验设备其实就是玩具，我就是陪他们做游戏”。他说，学生中大一大二的都有，他们都还是学术研究的初学者，通过这一次次实验，写一份份报告，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目标所在，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持之以恒的去做，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在美国遇见的第一场大雪
青葱得意马蹄疾
2004年本科毕业时，李建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跨专业考入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习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他说，放弃保研，跨专业参加全国统考的决定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兴趣所在。硕士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习期间，他阐明了同源重组修复过程中单链侵入之后DNA合成的机制及调控原理这一长期困扰该领域研究人员的难题。
“这好比是人的DNA……”他在白板上画出两条直线，解释起他让人肃然的研究课题。“两条线代表DNA是双链结构……”他接着说，“组成一个成年人身体的大约60万亿个细胞中的每一个每一天都要经历数以万计的DNA损伤，为了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必然要有一个成熟高效的修复机制来应对这些挑战，否则人就会患上相关疾病”“范可尼贫血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血液系统疾病，这个病让细胞丧失修复DNA交联损伤的能力，这类患者是很多癌症的高危人群。好莱坞著名的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就是通过筛查发现自己家族在DNA损伤修复关键基因上有突变而选择切除乳房及卵巢以防癌，但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一番讲解，几乎都把这个“文科生”说通了。他说，“科研并不是大而深的，也是可以说得很通俗。”
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一路的研读“修行”，他甘之如饴。不同的学习阶段带给人的是视野的拓展，而科学研究则是一条越走越专，越走越窄的路。
在俄亥俄大学，上至院长下至清洁工，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竖起大拇指。“可能我是待人真诚吧。”他轻轻一语，浅浅带过。“学业很辛苦，生活很快乐。”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经历。
博士后期间，每周的“规定动作”就是要向导师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许多同门对此很忐忑。但他却不一样，“我与‘老板’是师徒更是朋友。
走到今天，脚步深深浅浅，他说，自己运气尤其的好，遇到的每位导师都博学、雅量、无私。“一个好的老师就是学生人格的榜样，他对于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会感染到学生。”他说起自己的博士生导师，那是一位美籍日本人，也是一位真正而纯粹的科学家，他有着美国人的开放，也有着日本人的精细，他甚至拿到了在同行看来最难企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项目，面对相对困厄的科研条件，他却告诉李建：“很多精彩的科研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出来的”。因此，他也彻悟：所谓名校，更是在于你怎样从这所学校的积淀与历史中汲取自己的归属感、荣誉感。
和实验室成员在一起
徐行万步脚下始
他很忙。他是学校的特聘研究员，承担着学校规定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任务。同时他还是张澜学院的特聘副院长。他的一天从早上7点开始，晚上12点结束，他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作息。每周一和周四上午，他到学院办公室坐班。“没有硬性规定，但我觉得理当如此。”给学校各部门、学院巡回作报告、参加学院排球比赛、辅导学生……他每天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恐生出三头六臂都还不够用。对此，他却很坦然。整个春节期间，他都在忙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最后成功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你在这个系统中，是这个体系里的一员，就不可能孤绝于外，你有责任去服务于自己的机构。”谈话间，依旧是一贯的豁达与平和。“当然累，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直接一点说，这就是我的营生，在这样的角色中，你必须要做出点什么。或者，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必须有坚守的品格、操守和良知。
张澜学院是学校对优秀本科生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荣誉学院，而对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李建老师有着自己的解读：“成都大学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和整合资源，找到学校和学生差异化发展方向，将优势最大化，培养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开放式的特色人才。我们的人才培养说到底，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想创业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创业指导，为有学术科研兴趣和理想的学生找到学术方向。
科学研究是他现在的主要工作。疾病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是像谜一样的东西，十分精巧，但是又太过复杂，它的研究周期很长，研究囿于学术界知识水平的积累和目前的技术手段，大部分时间总是令人沮丧。他坦言，过程中自己也曾有过这种“想死”的感觉。但科研又是极有趣的，探索深入，揭开谜底的过程。他说，“经济效益还是其次，如果我的研究能真正产生社会效应，能为病人，患者提高生命质量，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科研者的幸福在于，如果在自己的领域被认可，受重视，体会到自己生而为人的存在感和满足感，这无关于金钱与物质，需要不断的投入和积累。
现在，曾经的同学有的指点江山鲜衣怒马，有的同学安守一方清净，也有的同学投身科学研究，致力于为人类、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他说，这些人生走向不论好坏高低，只看个人的人生选择和乐趣所在。”
你当下最想完成的是什么，或者你10年后想要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淡然道：“自己从不给自己定什么诸如10年后的目标，如果每天都踏实的做着该做的事，在合适的时候，自己必定知道该往哪儿去，那时候也才有资格来做选择。”
“评价我，还是让你们来吧！”
采访后记：约采李健老师,实在比想象的顺利。一条短信过去，他很快便回过来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他言谈亲和，热情而周到。因为参加学院排球比赛，采访时间顺延，他也特地发来短信致歉。见面时，他一身白大褂，在他刚收拾“顺当”的实验室里鼓捣鼓捣。采访结束，惟觉这是一个温润如水的人，自信而温和。他口才极好，内心诚挚、为人热情，谈话中每个问答总恐言无不尽；他也是一个乐天的人，言行中自有一股豁达与平和的力量，尽管实验室条件有限，他却在每个过程自得其乐；他也是一个极自律的人，实验室仪器的摆放归置，他都有要求严格。他也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而让我尤其深有感触的是：他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或许当许多人还在想与这个世界谈谈，他却早已与世界达成一种“和解”。在校内的巡回讲座中，他始终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为题，详解“坚持、自信、目标、事业、合作、挫折、健康、感恩”这八个关键词。或者，这正是一位学者、一个研究者急切想要传达的感悟。他说我没有要改变世界的梦想，评价我，我自己说了也不算。他很明确，自己仅是一个读书人。
（文/旻旻 编辑／闵秀玲 文章载于《成都大学报》第3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