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什么要把和歌翻译为五言七言呢？这难道是和歌的本来面目吗？但是为了一定要达到五言七言，译者因词害义，也许就违背了原文的意思。““以往的汉译本古意十足，有的确有佶屈聱牙之嫌。”2016年3月7日，成都日报刊第13版金沙讲坛，记者蒋蓝对话我校外国语学院金伟教授，两位旧识坐而论道，共同探寻日本古典文学的汉译之法。金伟教授从容平和，将从事翻译工作的心得体悟与研究成果娓娓道来，从翻译需考察日本古诗与中国古诗”诗言志“的不同，又要追求将其译出自然真切，冲淡平和。同时，译者也要有铁杵成针的毅力，因为翻译本就是寂寞之道。

原文如下：

提要　以中日文化交流为一生事业，专注于日本古典文学的汉译，金伟既要考察日本古诗与中国古诗“诗言志”的异同，又要将其译出《乐府诗集》的自然真切、冲淡平和，此中真味，金伟谓之：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

嘉宾　金伟，生活、工作在成都的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1962年8月生于大连。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员，日本（佛教）说话文学会会员，日本大谷文学会终身会员等。获2006年度日本“菩提树”奖，是目前唯一获得此奖项的外国学者。专业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学、佛教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翻译出版了《日本古代歌谣集》《今昔物语集》和《万叶集》等。连续3年在日本NHK国家电视台“万叶百家讲坛”举行学术讲座。曾主持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翻译研究等。现供职于成都大学。

对话　回到日本古典文学的源头

怀一颗古人的心去感知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和夫人吴彦励精图治，先后翻译了《日本古代歌谣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的全文，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金伟（以下简称金）：中国翻译家对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周作人、钱稻孙、丰子恺、赵乐珄、杨烈等前辈成果斐然，比如《万叶集》，最早的汉译是钱稻孙在1940年代开始选译，1957年在日本问世，曾在日本和中国多次再版。1984年问世的杨烈译本是史上第一个汉语全译本。

我开始接触内含1110首的《古今和歌集》时，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翻译为五言、七言呢？这难道就是和歌的本来面目吗？为了一定要达到五言或七言，译者就有一个“注水”的问题，因词害义，也许就违背了原文的意思。

翻译家的初衷是，为了让汉语读者了解这种由31音组成的特殊歌体，汉译时可适当增词和变通以译成“五七五七七”的形式。和歌汉译应采取何种形式，见仁见智，但所谓“适当增词和变通”的程度如何把握？实际翻译中的增词，常会演变成译者对歌人想法的揣测。这方面的拿捏，只能根据译者对日本古典文学的浸淫程度来决定。我常想，只能怀一颗古人的心去感知。

记：可否举个例子？

金：比如在《古今和歌集》里有一首描写皇帝登临一座平原上几十米的小山，小山周边又是大山环绕。以前的翻译家翻译为“一览众山小”。你想想，置身一座小山，如何能“一览众山小”？更何况这件事情比杜甫的《望岳》早一百多年呢。显然，翻译家没有研究这些和歌的“风土学”就贸然下笔了。我不敢说我跑遍了日本和歌描写的全部点位，但绝大部分地方，我均实地考察过了。

另外，我在2010年的论文中总结了先行俳句翻译法，并提出了全新的俳句汉译模式：一词加一句，如“古池，蛙纵水声传”。一词加一句可以有效表现出俳句的含蓄、 简洁和节奏。这种形式的译法显然突破了长久以来俳句汉译的字数局限……

记：在翻译日本古典诗歌的过程里，你还有哪些体悟？

金：日本古代歌谣里，有不少叠语，日文里有一个专门称呼，口字旁加一个杂字，就是无实际意义的语助词，有点类似汉语中的“呼儿嗨哟”，诗歌说的是一个人骑马回故乡，一首诗就是这么绵延起伏。我认为要把握的是它的节奏和韵律，展示出诗歌里透露出的喜悦与欢快。另外，像《万叶集》里还有“绕口令”，意思是“好人好好看好风光”，是很难翻译准确的。

记：你翻译的《万叶集》有其他版本没有的优点，就是采用了白话，得到了《万叶集》的真韵，具有《乐府诗集》一样的冲淡平和、自然真切。

金：谢谢。以往的汉译本古意十足，有的却有佶屈聱牙之嫌。其实，回到日本写作那些诗歌的时代，他们不是“之乎者也”那样抒情的。

记：日本古典诗歌与中国古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金：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我认为日本古诗与我们的“诗言志”有很大不同，言情成分甚重，爱与死亡是日本诗歌的两大主题，且想象力十分丰富，具有“逆向思维”的特征。举个例子，《献给海神之歌》这样吟唱来表达永恒观念：“我的大君，直到碎石变成巨岩，顶上长满青苔……”而在汉语里，就是“海枯石烂”了。

译今昔物语 赏万叶和歌

记：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几乎都取材自《今昔物语集》，若无此书也就没有芥川了。可以说《今昔物语集》对后世文学的流传，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以其集说话文学（注：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之一）之大成的性质而言，则更具世界文学价值，故被视为文学素材之宝库。《今昔物语集》周作人领衔翻译过其中一部分，翻译难度很大吗？

金：《今昔物语集》为说话集，成书于12世纪，作者不详。分为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部分，收录1040则故事。此说话集是未完成作品，以佛教故事为中心，从释迦如来投胎转生的印度，经过丝绸之路到中国，到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描绘了一幅灿烂辉煌的古代东洋文明的画卷。我们夫妇译此巨著，耗费了5年多时间，没有删节，首次呈现了完整汉译本，加上注释近150万字。

记：从内容来说，在《今昔物语集》的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说话和世俗说话中，印度说话和中国说话各占5卷，日本说话21卷。为什么会缺3卷？

金：这是一个历史性问题。8、18、21卷，是散失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写出来？这3卷，均与“佛法僧”三宝有关。按以往记载，《今昔物语集》受中国辽代非浊大师的《三宝感应要略录》影响显著，从其标题目录到撰者的意识，从灵验故事的引用到佛法僧三宝的编排顺序，影响明显。我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推测《三宝感应要略录》并非中国僧人非浊之作，而是日本平安末期日本人的伪作。这证明所谓缺失的3卷是并不存在的。这一成果在佛教史研究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并攻克困扰了日本文学研究者一百多年的《今昔物语集》卷8、卷18、卷21所谓欠卷的难题。要知道《三宝感应要略录》早已是日本《大正大藏经》及《卍续藏经》中的佛学经典，也是研究佛教交流史、佛教文学的必读经典，这部经书影响了至少36部日本古代典籍，而要改变这一定论，需要非常详细和扎实的考据。我的论文《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撰者》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对你的汉译本《今昔物语集》，大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村上学和大谷大学教授石桥羲秀均撰写了序言，对你的译本和学力给予很高评价。

金：是的。我翻译的中文著作出版后，日本《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均作了详细报道。

记：你在日本NHK国家电视台的讲座上，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

金：日本NHK国家电视台连续3年（2008、2009、2010年）的讲坛播放了我的学术讲座。此讲座类似中国的“百家讲坛”，参与此讲座的有目前活跃于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学者梅原猛、中西进，也有前首相细川护熙等各界知名人士。

我的讲座主要是鉴赏万叶和歌。我当时想，在日本讲《万叶集》，我要选择不大为人重视的作品，就选择了一首旅行人的无名之作，描写一群少女织布，梭子飞动，少女拿起梳子，而这个词又与梳子岛成为双关语，诗歌里，少女、窗外的海面，相互彰显，具有静美的画面感……讲座的反响非常大。

铁杵成针 我的翻译之道

记：在中国，“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公元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伴随历史的发展，“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翻译不仅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要工具。

金：我完全赞同。做学问一定要有质疑的精神，科研和学问应该是问题导向，学问最终应该解决问题。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教学、研究之余，我完全畅游在翻译之海，平时极少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写作。

我目前正在着手一小、一大两项翻译工程。一小，指的是《日本文学中的100个主题随笔》，围绕爱情、生育、孤独、失恋、相思、死亡等，收集了大量日文好文章，着手翻译；一大，指的是《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00种》，我和夫人目前已完成其中六分之一，决心用余生去完成这一心愿，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记：翻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我在日本的书店、图书馆里看到，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及古典名著的日译本特别多，但反观中国的书店，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却几乎看不到。于是我立志要把日本的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到中国来。

困难的不是技术问题、版权问题，而是没有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的支持。翻译本是寂寞之道，但我还是渴望能够铁杵磨成针那样，一点一点去完成……

手记　2015年夏季，笔者在成都纳西族的“三朵节”庆典会场，结识了金伟先生。他身材高大，蓄着一脸络腮胡，泛着花白，文质彬彬，并不多言。当时他刚调到成都大学不久，对成都体现出来的包容与文化多面性，颇感兴趣。

随后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彼此熟悉一些，金伟才偶尔谈到他的早年。在读辽宁大学中文系期间，他热衷于先锋诗歌与小说，创作了大量作品。诗歌曾收录于北京大学编印的《新潮诗集》等；小说《皇陵》1982年在《拉萨河》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金伟尤其痴迷于小说语言的探索，在当时根本没有先锋小说参考书的背景下，渐渐摸索出了一种新小说的写法。后来因为治学方向的转移，小说不再写了，诗歌写作的习惯却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这种诗歌训练，让他葆有了一种对于字词的高度敏感。

大学毕业后，金伟到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他不但接触到大量佛教文化典籍，也读到日本佛学书籍对西域的记载，这激发了他强烈的一窥日本佛学究竟的愿望。1989年4月，金伟来到日本京都，受教于前大谷大学学长、佛教中观哲学学者小川一乘先生，研究梵语和佛教哲学，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佛学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金伟说，他读过我的《极端动物笔记》里对于狐狸的考据，但日本人对狐狸却有一番奇妙的看法，因为这涉及一个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于是我们从狐狸一路聊到了胡狼。

2009年，金伟用日文发表了一篇论文《日本古典文学中的“野干”》，梳理了初期《仏说長阿含经》及《梵语杂名》等梵语辞书文献，推断汉语中的“野干、射干”及“青豻”，来源于梵語“悉迦罗”。金伟不同意以往的历史定论。他的结论是：中国《礼记正义》《淮南子集释》等古典中所讲的“野干、射干”及“青豻”都是指同一种动物，即胡狼。这是一种不同于狐狸、狗、貉的动物。论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纠正了日本最权威的岩波书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错误和目前对“野干、射干”及“青豻”的误解。梵语“悉迦罗”一词出现在《淮南子》中，《淮南子》是公元前179年至前122年的作品，可以推断，佛教文化极可能在《淮南子》成书前已传入中土，为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找到了极为重要的史学证据。这样可以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由现在的定论说公元前2年至少前推了100年。

这一学术成果首先引起日本佛学界、文化界的高度重视，逐渐才波及国内。金伟说：“我更看重的，还是对《今昔物语集》的研究……”

原文链接：http://www.cdrb.com.cn/html/2016-03/07/content_2285560.htm

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编辑／闵秀玲